[1] 行政决策的主导力量是行政机关，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并非纯粹是政府的单方行为。
[27] 他生前担任过枢密院议员、上议院议员、各种数不胜数的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 博士曾指出，施塔尔对法治国家采行形式意义的认定，且必须透过实证法律来界定国家权力运作之轨迹和范围，[8] 这是很准确的评判，日本学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其学说形成了近代德意志的实证主义宪法理论的基础。
具体地说就是：第一，所要把握的固然是一种学说史，但不刻意深究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而着重关心它具有规范形成意味的那种自我展开的脉络，笔者把这种谱系论意义上的脉络，喻称为一种故事。[3] 「日」小林孝辅：《德意志宪法史》，学阳书房1980年版，第160页。注释: [1] 有关研究目前在我国还十分匮乏。此外，此处的法治国家译语也等同于陈新民博士所采用法治国，早期的日本学者一般亦将德国的Rechtsstaat 译为法治国。在当时的德国，司法独立的问题其实已经伴随着司法行政的问题而被提到日程上来，早在40年代，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理论就开始倡导法官的自治，形成了对司法行政的防御观念，而在德意志官僚制传统中，有别于官府审判的行政审判制度，正可谓是当时的一项进步成果。
而作为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宪法学，拉班德的理论之所以得到成功，也是因为它可以得天独厚地附丽于、并且实际上也有效地附丽于一个强有力的宪法体制。但如果进一步追溯下去，则会发现在很大意义上这二者均发源于德国近代的国法学。因此，1765-66年尖帽派在取得政治优势后，除了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废除书报审查制度，确立出版自由就成为当务之急。
[44]这种最大化的公开模式，不仅奉行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而且公开与否最终以民众的公开讨论是否更优为断。因为当时的等级会议具有全民集会的性质，能够得到僧侣、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的赞成，可以说《出版自由法》得到了当时瑞典社会多数政治力量的支持。这种关联性也有助于理解瑞典信息公开立法采取最大化模式的原因，即不仅强调信息公开对于权力的监督作用，还强调信息公开是有效民主的重要保障。信息的开放可以起到反向激励作用或预防性效果，然而也不应有过高的期待。
那么，何以有这种安排？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在具体的制度上，对于内阁部门以及政府办公室不予公开的决定，只能内部申诉，而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固守议会至上的观念。
[5]1765-66等级会议前二十年左右是平帽派当权，但由于冒进的外交政策，平帽派使瑞典卷入了两场大战，战争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再次，保障公职人员表达与传播信息的自由，保障匿名传递信息的权利。不过，贵族的领导层最终从议程上取消了这一议题。1949年瑞典《出版自由法》经过重大修订后重新发布，信息公开在新的法律中被归入到意见自由范畴，意味着该原则的现代化。
同时信息公开本身的内容不仅包括获取的权利，还包括信息传播的权利，也即信息自由。诺登克兰茨认为出版自由就像眼睛的瞳孔那样重要。诺登克兰茨在向瑞典等级会议代表散发的700页备忘录中，再次以《京报》作为例证。但无论信息公开还是透明政府，本身并不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除非腐败的官员受到制裁，违法的行为受到追究。
注释: [1] 具有代表的性是冯军：《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制度论要》，《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第492-505页。除此之外，地方或县议会在法律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有限公司、合伙、营利组织和基金也被视作公共机构，通常这要求控股达到50%以上（在丹麦则要求控股为75%以上）。
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加严厉，赋予了国王更多干预出版自由的手段，以对抗激进的反对者。在1974年新的《政体法》通过前，瑞典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巨变，经历了从等级会议向现代议会的转变、从两院制变为一院制、设立首相、实行普选权等一系列变化。
（2）法律的规定可归入《出版自由法》界定的7种限制理由。他以城乡之间没有特权作为贸易壁垒来说明中国富有的原因，谴责瑞典的贫穷和货币贬值在于缺乏自由贸易。[33] 1809年后的信息公开仍然与出版自由联系在一起。后三个国家更多地强调信息公开对于控制权力行使的功能，可以称作最小公开模式。首先，通过议会监察专员和行政法院保障信息公开原则的实效。《出版自由法》就限制公开的具体情形授权一般法和一般法所援引的特殊法（第2条）加以规定。
1810年瑞典国王公布了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出版自由条例》，随后被1812年的新条例所取代。[47]第三，在秘密转移方面，接收秘密的机关并不必然有保密的责任。
早期的信息公开案件并不能诉诸法院，如果政府机构拒绝公开则由议会监察专员调查后提出检控，因此议会监察专员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殊机构的保密规定，包括议会、政府、议会监察专员、司法大臣、安全与廉洁保护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以及法院等。
况且，当这一例证被附加了政治目的与策略性考量时，只要能够改进自身的制度或年轻的王储能够宽容辩论与批评，细节的准确与否反而是次要的了。在19世纪，由于瑞典与俄国关系紧张，因此外交和军事秘密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
[46]瑞典在加入欧盟后，即便来自欧盟的保密指令，也需要根据国内法进行是否公开的权衡。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国王变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因为相关的规则越来越多，所以后面编纂的法律也就变得越来越庞大，1980年的《保密法》有161条，2009年的《公开获取信息和保密法》则有423条。瑞典则在自由年代秘密政治的特殊条件下，于1766年的《出版自由法》同时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与交流的问题，这就是瑞典最大化公开模式的历史因缘吧。
信息公开原则对瑞典的政治清廉、民主制度与公共福祉贡献良多，已经成为瑞典的自豪与政治名片，堪称政治文化版图的北欧模式。尽管如此，1766年条例仍然具有基本法的地位，因此下文将统一称作《出版自由法》。
但无论消极还是积极的层面，都是看重信息公开的工具主义价值。该法规定的信息公开归纳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按照机关确定公开的公文范围以及保密的情形。
[45] Oluf Jørgensen, The Scope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To What Legal Bodies and Functions Does the Right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pply?, in Ulla Carlsson (ed., ) Freedom of Expression Revisited: Citizenship and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Nordicom, 2013, pp. 97-103. [46] Laura Carlson, The Fundamentals of Swedish Law, Studenlitteratur, 2009, p. 61. [47] Ulf Öberg, EU Citizens Right to Know: The Improbable Adoption of A Europea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in Cambridge Year 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Vol. 2 (1999), Hart Publishing, 2000, pp. 306-307. [48] Fredrik Eriksson and Kjell Őstberg, The Problemat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Principle: The Swedish Experience, in Andrew Flinn and Harriet Jones (ed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Open Access, Empty Archives? Routledge, 2009, pp. 118-122. [49] Norbert Gtz,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Promise and Paradox, in Norbert Gtz and Carl Marklund (eds.,), The Paradox of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Nordic Cultures of Consensus, Brill, 2015, pp. 20-21. 作者简介：毕洪海，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等级会议设有一个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7年，负责处理敏感的外交问题。
瑞典公共意见的发展需要破除制度上对于思想领域的禁锢，出版自由和信息公开的确立，推动了瑞典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此后只有当这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时，信息公开原则才重新在宪法层面得到巩固。因此政治生活不乏混乱，甚至连楚登涅斯都开始向往更强有力的国王。与出版自由相比，1766年法律规定的信息公开原则更具有原创性。
同时，《出版自由法》通过的时机恰好是专制力量遭到削弱的自由年代，而议会政治使得秘密政治的传统无法再维系，因而信息公开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相关的研究也落后于瑞典制度的发展。
该法第二章基本权利与自由第1节意见自由第1条规定：所有人针对公共机构都有权要求信息公开：获取信息并以其他方式知悉他人的言论。瑞典的书报审查官职位是在君主专制时期设立的，但在 自由时代仍被保留了下来，被当权者用来压制不同意见，阻碍公共辩论与新思想的传播。
公开的范围包括条约、判决、决定、报告、投票的结果等，适用于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司法机关和议会。[14] 1766年《出版自由法》的主要推手安德斯.楚登涅斯是一位牧师。
